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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常回父母家，和他们日渐生疏。多年来，若想要和亲戚们接触，大体要通过父母，因此，我和亲戚们几乎不存在日常接触，更加生疏。我几乎要忘了他们的存在。当然我不会忘记。
去年四月初，单位内部做了颠覆式的人员调整。这是一个漫长斗争过程的最终定论，一系列运动和运作的最后爆发。我成为被调整的对象，从原本有望进入领导层的骨干被调整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副主任。所在的部门只有四个人，已有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如今别人私下称我为“副副主任”，非常儿童化的语言。结果出来当天，我借口出差，和妻子交代几句，开车回到郊区的父母家。
我打算在乡下住一晚。这里有几近虚无的安静和不掺杂任何色彩的漆黑。读书的那些年，我就是在这样的乡村夜间看书做作业，进而开始写小说的，度过了无数个对这个世界充满野心、形式上却与世隔绝的夜晚。当时老家还没有拆迁，我写作业和写作的场所，是偌大的厨房，当时的厨房极其壮观，前后两间，前面是吃饭的所在，碗橱、水缸和饭桌占据了主要的空间，后面一间一分为二，一半是几平方米的柴草间，另一半就是我待的地方，小桌子小凳子，一堆书，还有偷偷抽的烟。
我到家时，父母不在。我从来没有父母家的钥匙，这大概也是我与他们关系的缩影之一。我是客人，进门要提前知会。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略带责备地说：“你回来也不打一声招呼，我们正在芜湖喝喜酒，你自己看着办了吧！”我们并没有外地的亲戚，所有亲戚都在南京，都在这个郊县，都在这个乡，从小到大我没有过长途跋涉和穿越时空的经历，这大概造就了我的局限与狭隘。他们去芜湖喝喜酒，想来是作为本地出嫁女子的亲友团过去的。我坐在车里抽烟，想着接下来怎么办。
我停车的地方是父母家楼下，拆迁后建造起来的小区，这个小区给人无边无际的感觉，更给人不断生长的感觉，不管是外在的扩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还是内部的生长。原来纯正的乡村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城市格局的小区，所谓“新农村”，以最快的速度显露出乡村的一面，人们纷纷在空地上种菜，在楼梯口架起煤炉，在地下室安置孤寡老人，在绿化带里养殖家禽，在六七点钟偃旗息鼓，让安静成为此处的主人，四处游荡，无处不在。当时是下午六点半，西天外渐渐由湛蓝变成苍白，由苍白变成灰暗，由灰暗向漆黑进发。我想，既然已经和老婆说了出差，那就去镇上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我也确实需要至少一个晚上的时间梳理一下头绪。我可以不清楚自己何以被边缘化，但必须针对现在的处境做出对策，写明一二三四个步骤。看来，我还是企图改变现状的，不管是正面出击（也就是迅速而无耻地拍当权者的马屁）还是另辟蹊径，做一个不敢抬头的野心家，或者摆出骂骂咧咧愤世嫉俗的样子。
一个人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玻璃，看到是大伯父，正对着我笑。大伯父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四十岁不到的样子，那时我刚有了人类与世界的感念，认识了他，他也处在绽放的壮年岁月。近距离看我才愕然发现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尽管神情和轮廓丝毫未变，但我对他的感觉从陌生变成更加陌生。我跳下车，和大伯父一起抽烟，告诉他我临时出差回来，路过父母家，结果他们不在。大伯父对我表示同情。经过一番来来回回，大伯父坐进车里给我指路，我们去他家吃饭。饭后是否住下来，到时再说。大伯父所在的村庄在村民的千呼万唤中最近拆迁了，他们搬进了这个小区，不过他们安顿好仅仅是两个月前的事，父母也只去过一次。
六点多钟的小区里塞满了进进出出的小生意人、下班的人、散步的人、撒野的小孩、闲逛的狗和没有人家的野猫，偶尔还有几只鸡、鸭、鹅在晃悠，一些晒在地上的谷物和干货，一些在风中飘动的艳丽的内衣裤，一些春节时贴上去如今残破不堪的春联门神。很难走，一公里不到的距离，开车花了近二十分钟才到。不过停车方便是这个小区的一大优势，空地很多。我停好车，折回来，从后备箱里拿了一瓶酒，再折回来，又拿了两瓶。大伯父一直说“不要客气家里有酒”，但他明显带着意外收获的喜悦，还伸着脖子看看我拿了什么酒。他好酒，终生不渝。
我对大伯父说：“二十年的赖茅，五十三度，很不错。”大伯父张大嘴笑了笑，对这个酒他大概不了解，随后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别怪我们做长辈的教育你们，像你现在混得也不错了，有什么不好的酒就送给我们喝喝，你大伯父什么都不好就是好酒，也不要什么好酒，有酒就好过，你看你，平时也不回来，逢年过节的也见不到人……”我跟在他后面，踩着他的絮絮叨叨声朝五楼爬。“混得不错”，这几个字眼真让人苦涩，不在于我混得好或者差，而在于大家都认为你需要混。这是源自血液的观念。
我完全没有拜访大伯父家的打算，但真的遇到他，我也能应付。让我不能应付的是在大伯父家里的所见，在充满“世界梦想”“伟大复兴”等字眼的今天，难得看到这么寡淡空无的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分到的是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不算大，但几乎不能更少的家具和苍白的水泥地面让这里显得很大、很冷、很荒凉。这个四月的夜晚，我因为在大伯父家的客厅里而感到寒气逼人。大伯母看到我一阵惊喜，然后就忙着把各种菜往饭桌上端。我看了看那些菜，感觉既有昨天的，也有上个月的，可能还有去年的。我不知道大伯父家的饮食习惯，但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端出这么多菜，看上去又这么诱人，实属难得。大伯父让我坐一下，他还要再炒两个蔬菜。我也不推辞，在房间里随便转转。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三个房间，一个是大伯父他们的，一个堆满了杂物，一个虚掩着门，我知道这是堂姐的，但还是问大伯母，“这是小璐的房间吧？”大伯母连声回答“是”，我在她的声音没散去之前顺手推开了堂姐的房门，里面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会让人误以为堂姐还未嫁，一个硕大的笨重的等离子电视机占据了大片空间，几乎就是一堵墙了，这电视应该是她结婚时购买的，它的体积却不是性能非常适合结婚这种喜庆的事。看来，离婚后电视机留给她了。窗台下有一把古筝，我觉得挺意外，扭头问大伯母：“小璐学古筝啊？”大伯母说：“本来是想买给罗晓天学的，后来她自己学了。离婚后有段时间她特别想不开，听别人说弹琴能好一点儿，她就学了，学得还不错。”我心想，这哪跟哪，堂姐怎么在现实挫折面前反而抒情矫情起来。大伯父在炒菜的间隙里听到我们的话，怒吼一句：“学这个有屁用！”他又跳跃性地补充一句，“一个月才见一次罗晓天，还不给见，总是推三阻四，打打闹闹也没用”。我赶紧问他：“小璐晚上回来吗？”“六点下班，路远，七点左右到家，现在应该到镇上了。”
我想走进小璐的房间去看看，坐在床上休息一下，这在二十年前我们两小无猜时再平常不过，我和小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们一起睡过好几个晚上，每次都是殴斗到实在累了才睡死过去，而打闹时完全不顾男女之别，身上不存在隐私部位。现在不同，怎么能走进一个离异妇女的卧室呢？我回到客厅坐下，客厅没有沙发电视那种格局，仅仅是大小不等的四把椅子面对着电视，中间是一个风格迥异的后现代茶几。我又抽烟，对大伯父喊着：“不要太费事了，随便吃点就可以。”大伯父喊道：“没事，小璐还没回来，等她回来一起吃。”他甚至哼起了小曲，不知道是想起了当年儿子学业有成、女儿含苞待放的幸福时光，还是为了中和一下刚才的愤怒。我觉得，他还是在为接下来的喝酒做盛大的铺垫，我偷偷乐了一下。
大伯父把两道菜端上桌子，把它们放在正中央，一道是小青菜炒青茄子，一道是山芋苗炒蚕豆，材料虽然常见，但如此搭配很少见，显得很私密，在一片惨淡的老年夫妇的日常生活里又充满了小资意味。两道菜被放在桌子中间，容光焕发，周围黑乎乎的七八道菜越发显得低调和谦卑，像单位里不得志不得势的老资格或后辈高手们。我对大伯父说：“这个小青菜炒青茄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伯父咧嘴一笑说：“你大伯父做了四十年厨师，侄子到我的新家来喝酒，我要露几手。你没提前说，不然你第一次见到的菜更多。”我说：“喝了酒我晚上就不回去了，不能开车。”“那就住我这里。”大伯父斩钉截铁地说。我回头看看大伯母，她已经在默默地收拾那间被当作储藏室的房间了。那里有一张现成的床，床上原本堆满了生活杂物和各色食物，只要把它们挪开就可以。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表态，看着眼前的菜和被酒泡过多年的大伯父，我想喝酒了。
堂姐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了。看到我她吃惊不已，语无伦次地感叹了几句，接着还是感叹，再感叹。但我们都没有认真地看着对方，不敢，除了因为大家已是成年男女，更因为陌生。多年不见了，我之于她大概只是一个符号，她只能从其他人的谈论中知道关于我的简单描述，这类描述可以用在千百万人身上。我对她也陌生，对我而言，她最让我觉得陌生的是失败的婚姻和惨烈的离婚过程。比这些更麻烦的是她不能按时按点见到自己的儿子，以及一个离异妇女的婚嫁问题。她似乎只能嫁给外地来本地谋生的穷苦人、本地上了年纪或身有残疾的人，再或者是同样离异的人了，这是惯例。她有这些问题，我大概不能和她好好聊这些，这让我们很陌生。我还是喝酒吧！
大伯父准备用一次性纸杯，我赶紧制止，连声说“玻璃杯玻璃杯”，他不耐烦地说：“你们就是讲究，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儿无奈，冲堂姐使眼色，她飞快地拿起杯子站起来，回来时换上了玻璃杯，冲我咧嘴笑笑。她笑起来的表情和大伯父高度相似，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辛酸往事还是茫然的现实让堂姐看上去非常动人，我再一次不敢看她。她突然说：“我也喝一点儿吧！”在大伯父一连串的嘟嘟囔囔声中她给自己倒了一点点。我又偷着笑了一下，大伯父显然是心疼酒，而不是心疼女儿，小璐喝点儿酒不需要谁心疼。我趁热赶紧吃了几口蔬菜，好吃，此外没有其他感觉。
我没有触景生情，记忆早就在提醒我，早十多年前，我读初中时，经常到镇上的大伯父家吃饭。当时的初中在镇子外围，我们则每天带米和菜，上午放到食堂蒸，中午时去寻找，找到自己的，拿出来吃。很多次，饭不熟，或者过烂，菜也常常洒了，甚至，饭盒不见了。当时我常常去火车站旁边的大伯父家吃饭，他们是否乐意，我眼下真无法判断，但是当时的大伯父一家，儿子读高中，成绩优异，堪称本地典范，放在古代，属于一定会高中举人衣锦还乡的角色；女儿，也就是小璐，虽然成绩一般般，无从谈起，但开始显山露水，出落得让人怦然心动。当时的大伯父一家正在被色彩绚丽的幸福未来强烈感染着，应该不会在乎我去吃饭。
喝酒的过程比较单调，我感觉调整的时间够了，就端起酒杯冲大伯父晃晃，含混不清地说一句，干一口。大家喝一口，然后吃菜，其间会互相问答。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因为如果堂哥还在世，大体上和我如今类似，落脚城市，在某个貌似不差的单位，扎根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某些方面，会相对不错，某些方面则很弱，需要两代人、三代人去体会去攻克。大致如此。大伯父对我的现状非常关注，大概是希望从我身上窥见堂哥的出息有多大，生活如何过，是否幸福。
我则不希望他们问我太多，尤其是我在对现在的单位以及幕后的人治充满质疑的时刻。我使劲问他们问题，但是鉴于大伯父在丧子之痛之后又遭遇到女儿离异、外孙被判给男方，我不能问得太直截了当。我只能问：“小璐现在工作怎么样？”大伯父回答道：“还不错。”小璐补充说：“离家太远了，每天花在路上要两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正式工。”小璐在一家电信营业点上班，更多的信息我也没问。我又问：“大伯父你现在身体还不错吧？”大伯父说：“还能喝酒，一天两顿。”小璐补充说：“不能再喝了，每次喝多都要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整个人像痴呆了一样，我真担心你老年痴呆。”大伯父闻言瞪着小璐，他其实想说，“你管管你自己吧，怎么嫁出去”。但他没说，我们都知道。小璐也不会主动提及。
一顿酒，他们问了我百十个问题，我一一作答，除了当什么干部拿多少钱这种直截了当的问题外，他们都问了。而我也攒下了若干问题没有问他们。这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随着其他的问题而越发成为问题，更加让我好奇。虽然其中的一部分，答案昭然若揭，但不听到他们直接说出来，我还是存疑。“小璐为何离婚”“现在打算怎么办”“有没有中意的人家”“儿子怎么办”“收入怎么样”……这些问题不算多么尖锐，但是因为小璐本人在场，我没办法问出口。或者说，因为大伯父在场，我没办法问小璐。我坚信，如果我和小璐单独聊这些事，她无论与我有多少年没有联系，多么趋向陌生，还是会说的。
大伯母犹如隐形人，我们开始喝酒时，她来来去去，端菜拿碗递餐巾，后来又不见了，犹如一道阴影被阳光刺穿消散；后来她冷不丁地又出现了，问我们这个是否需要热一... -->>
我不常回父母家，和他们日渐生疏。多年来，若想要和亲戚们接触，大体要通过父母，因此，我和亲戚们几乎不存在日常接触，更加生疏。我几乎要忘了他们的存在。当然我不会忘记。
去年四月初，单位内部做了颠覆式的人员调整。这是一个漫长斗争过程的最终定论，一系列运动和运作的最后爆发。我成为被调整的对象，从原本有望进入领导层的骨干被调整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副主任。所在的部门只有四个人，已有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如今别人私下称我为“副副主任”，非常儿童化的语言。结果出来当天，我借口出差，和妻子交代几句，开车回到郊区的父母家。
我打算在乡下住一晚。这里有几近虚无的安静和不掺杂任何色彩的漆黑。读书的那些年，我就是在这样的乡村夜间看书做作业，进而开始写小说的，度过了无数个对这个世界充满野心、形式上却与世隔绝的夜晚。当时老家还没有拆迁，我写作业和写作的场所，是偌大的厨房，当时的厨房极其壮观，前后两间，前面是吃饭的所在，碗橱、水缸和饭桌占据了主要的空间，后面一间一分为二，一半是几平方米的柴草间，另一半就是我待的地方，小桌子小凳子，一堆书，还有偷偷抽的烟。
我到家时，父母不在。我从来没有父母家的钥匙，这大概也是我与他们关系的缩影之一。我是客人，进门要提前知会。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略带责备地说：“你回来也不打一声招呼，我们正在芜湖喝喜酒，你自己看着办了吧！”我们并没有外地的亲戚，所有亲戚都在南京，都在这个郊县，都在这个乡，从小到大我没有过长途跋涉和穿越时空的经历，这大概造就了我的局限与狭隘。他们去芜湖喝喜酒，想来是作为本地出嫁女子的亲友团过去的。我坐在车里抽烟，想着接下来怎么办。
我停车的地方是父母家楼下，拆迁后建造起来的小区，这个小区给人无边无际的感觉，更给人不断生长的感觉，不管是外在的扩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还是内部的生长。原来纯正的乡村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城市格局的小区，所谓“新农村”，以最快的速度显露出乡村的一面，人们纷纷在空地上种菜，在楼梯口架起煤炉，在地下室安置孤寡老人，在绿化带里养殖家禽，在六七点钟偃旗息鼓，让安静成为此处的主人，四处游荡，无处不在。当时是下午六点半，西天外渐渐由湛蓝变成苍白，由苍白变成灰暗，由灰暗向漆黑进发。我想，既然已经和老婆说了出差，那就去镇上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我也确实需要至少一个晚上的时间梳理一下头绪。我可以不清楚自己何以被边缘化，但必须针对现在的处境做出对策，写明一二三四个步骤。看来，我还是企图改变现状的，不管是正面出击（也就是迅速而无耻地拍当权者的马屁）还是另辟蹊径，做一个不敢抬头的野心家，或者摆出骂骂咧咧愤世嫉俗的样子。
一个人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玻璃，看到是大伯父，正对着我笑。大伯父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四十岁不到的样子，那时我刚有了人类与世界的感念，认识了他，他也处在绽放的壮年岁月。近距离看我才愕然发现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尽管神情和轮廓丝毫未变，但我对他的感觉从陌生变成更加陌生。我跳下车，和大伯父一起抽烟，告诉他我临时出差回来，路过父母家，结果他们不在。大伯父对我表示同情。经过一番来来回回，大伯父坐进车里给我指路，我们去他家吃饭。饭后是否住下来，到时再说。大伯父所在的村庄在村民的千呼万唤中最近拆迁了，他们搬进了这个小区，不过他们安顿好仅仅是两个月前的事，父母也只去过一次。
六点多钟的小区里塞满了进进出出的小生意人、下班的人、散步的人、撒野的小孩、闲逛的狗和没有人家的野猫，偶尔还有几只鸡、鸭、鹅在晃悠，一些晒在地上的谷物和干货，一些在风中飘动的艳丽的内衣裤，一些春节时贴上去如今残破不堪的春联门神。很难走，一公里不到的距离，开车花了近二十分钟才到。不过停车方便是这个小区的一大优势，空地很多。我停好车，折回来，从后备箱里拿了一瓶酒，再折回来，又拿了两瓶。大伯父一直说“不要客气家里有酒”，但他明显带着意外收获的喜悦，还伸着脖子看看我拿了什么酒。他好酒，终生不渝。
我对大伯父说：“二十年的赖茅，五十三度，很不错。”大伯父张大嘴笑了笑，对这个酒他大概不了解，随后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别怪我们做长辈的教育你们，像你现在混得也不错了，有什么不好的酒就送给我们喝喝，你大伯父什么都不好就是好酒，也不要什么好酒，有酒就好过，你看你，平时也不回来，逢年过节的也见不到人……”我跟在他后面，踩着他的絮絮叨叨声朝五楼爬。“混得不错”，这几个字眼真让人苦涩，不在于我混得好或者差，而在于大家都认为你需要混。这是源自血液的观念。
我完全没有拜访大伯父家的打算，但真的遇到他，我也能应付。让我不能应付的是在大伯父家里的所见，在充满“世界梦想”“伟大复兴”等字眼的今天，难得看到这么寡淡空无的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分到的是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不算大，但几乎不能更少的家具和苍白的水泥地面让这里显得很大、很冷、很荒凉。这个四月的夜晚，我因为在大伯父家的客厅里而感到寒气逼人。大伯母看到我一阵惊喜，然后就忙着把各种菜往饭桌上端。我看了看那些菜，感觉既有昨天的，也有上个月的，可能还有去年的。我不知道大伯父家的饮食习惯，但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端出这么多菜，看上去又这么诱人，实属难得。大伯父让我坐一下，他还要再炒两个蔬菜。我也不推辞，在房间里随便转转。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三个房间，一个是大伯父他们的，一个堆满了杂物，一个虚掩着门，我知道这是堂姐的，但还是问大伯母，“这是小璐的房间吧？”大伯母连声回答“是”，我在她的声音没散去之前顺手推开了堂姐的房门，里面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会让人误以为堂姐还未嫁，一个硕大的笨重的等离子电视机占据了大片空间，几乎就是一堵墙了，这电视应该是她结婚时购买的，它的体积却不是性能非常适合结婚这种喜庆的事。看来，离婚后电视机留给她了。窗台下有一把古筝，我觉得挺意外，扭头问大伯母：“小璐学古筝啊？”大伯母说：“本来是想买给罗晓天学的，后来她自己学了。离婚后有段时间她特别想不开，听别人说弹琴能好一点儿，她就学了，学得还不错。”我心想，这哪跟哪，堂姐怎么在现实挫折面前反而抒情矫情起来。大伯父在炒菜的间隙里听到我们的话，怒吼一句：“学这个有屁用！”他又跳跃性地补充一句，“一个月才见一次罗晓天，还不给见，总是推三阻四，打打闹闹也没用”。我赶紧问他：“小璐晚上回来吗？”“六点下班，路远，七点左右到家，现在应该到镇上了。”
我想走进小璐的房间去看看，坐在床上休息一下，这在二十年前我们两小无猜时再平常不过，我和小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们一起睡过好几个晚上，每次都是殴斗到实在累了才睡死过去，而打闹时完全不顾男女之别，身上不存在隐私部位。现在不同，怎么能走进一个离异妇女的卧室呢？我回到客厅坐下，客厅没有沙发电视那种格局，仅仅是大小不等的四把椅子面对着电视，中间是一个风格迥异的后现代茶几。我又抽烟，对大伯父喊着：“不要太费事了，随便吃点就可以。”大伯父喊道：“没事，小璐还没回来，等她回来一起吃。”他甚至哼起了小曲，不知道是想起了当年儿子学业有成、女儿含苞待放的幸福时光，还是为了中和一下刚才的愤怒。我觉得，他还是在为接下来的喝酒做盛大的铺垫，我偷偷乐了一下。
大伯父把两道菜端上桌子，把它们放在正中央，一道是小青菜炒青茄子，一道是山芋苗炒蚕豆，材料虽然常见，但如此搭配很少见，显得很私密，在一片惨淡的老年夫妇的日常生活里又充满了小资意味。两道菜被放在桌子中间，容光焕发，周围黑乎乎的七八道菜越发显得低调和谦卑，像单位里不得志不得势的老资格或后辈高手们。我对大伯父说：“这个小青菜炒青茄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伯父咧嘴一笑说：“你大伯父做了四十年厨师，侄子到我的新家来喝酒，我要露几手。你没提前说，不然你第一次见到的菜更多。”我说：“喝了酒我晚上就不回去了，不能开车。”“那就住我这里。”大伯父斩钉截铁地说。我回头看看大伯母，她已经在默默地收拾那间被当作储藏室的房间了。那里有一张现成的床，床上原本堆满了生活杂物和各色食物，只要把它们挪开就可以。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表态，看着眼前的菜和被酒泡过多年的大伯父，我想喝酒了。
堂姐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了。看到我她吃惊不已，语无伦次地感叹了几句，接着还是感叹，再感叹。但我们都没有认真地看着对方，不敢，除了因为大家已是成年男女，更因为陌生。多年不见了，我之于她大概只是一个符号，她只能从其他人的谈论中知道关于我的简单描述，这类描述可以用在千百万人身上。我对她也陌生，对我而言，她最让我觉得陌生的是失败的婚姻和惨烈的离婚过程。比这些更麻烦的是她不能按时按点见到自己的儿子，以及一个离异妇女的婚嫁问题。她似乎只能嫁给外地来本地谋生的穷苦人、本地上了年纪或身有残疾的人，再或者是同样离异的人了，这是惯例。她有这些问题，我大概不能和她好好聊这些，这让我们很陌生。我还是喝酒吧！
大伯父准备用一次性纸杯，我赶紧制止，连声说“玻璃杯玻璃杯”，他不耐烦地说：“你们就是讲究，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儿无奈，冲堂姐使眼色，她飞快地拿起杯子站起来，回来时换上了玻璃杯，冲我咧嘴笑笑。她笑起来的表情和大伯父高度相似，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辛酸往事还是茫然的现实让堂姐看上去非常动人，我再一次不敢看她。她突然说：“我也喝一点儿吧！”在大伯父一连串的嘟嘟囔囔声中她给自己倒了一点点。我又偷着笑了一下，大伯父显然是心疼酒，而不是心疼女儿，小璐喝点儿酒不需要谁心疼。我趁热赶紧吃了几口蔬菜，好吃，此外没有其他感觉。
我没有触景生情，记忆早就在提醒我，早十多年前，我读初中时，经常到镇上的大伯父家吃饭。当时的初中在镇子外围，我们则每天带米和菜，上午放到食堂蒸，中午时去寻找，找到自己的，拿出来吃。很多次，饭不熟，或者过烂，菜也常常洒了，甚至，饭盒不见了。当时我常常去火车站旁边的大伯父家吃饭，他们是否乐意，我眼下真无法判断，但是当时的大伯父一家，儿子读高中，成绩优异，堪称本地典范，放在古代，属于一定会高中举人衣锦还乡的角色；女儿，也就是小璐，虽然成绩一般般，无从谈起，但开始显山露水，出落得让人怦然心动。当时的大伯父一家正在被色彩绚丽的幸福未来强烈感染着，应该不会在乎我去吃饭。
喝酒的过程比较单调，我感觉调整的时间够了，就端起酒杯冲大伯父晃晃，含混不清地说一句，干一口。大家喝一口，然后吃菜，其间会互相问答。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因为如果堂哥还在世，大体上和我如今类似，落脚城市，在某个貌似不差的单位，扎根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某些方面，会相对不错，某些方面则很弱，需要两代人、三代人去体会去攻克。大致如此。大伯父对我的现状非常关注，大概是希望从我身上窥见堂哥的出息有多大，生活如何过，是否幸福。
我则不希望他们问我太多，尤其是我在对现在的单位以及幕后的人治充满质疑的时刻。我使劲问他们问题，但是鉴于大伯父在丧子之痛之后又遭遇到女儿离异、外孙被判给男方，我不能问得太直截了当。我只能问：“小璐现在工作怎么样？”大伯父回答道：“还不错。”小璐补充说：“离家太远了，每天花在路上要两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正式工。”小璐在一家电信营业点上班，更多的信息我也没问。我又问：“大伯父你现在身体还不错吧？”大伯父说：“还能喝酒，一天两顿。”小璐补充说：“不能再喝了，每次喝多都要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整个人像痴呆了一样，我真担心你老年痴呆。”大伯父闻言瞪着小璐，他其实想说，“你管管你自己吧，怎么嫁出去”。但他没说，我们都知道。小璐也不会主动提及。
一顿酒，他们问了我百十个问题，我一一作答，除了当什么干部拿多少钱这种直截了当的问题外，他们都问了。而我也攒下了若干问题没有问他们。这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随着其他的问题而越发成为问题，更加让我好奇。虽然其中的一部分，答案昭然若揭，但不听到他们直接说出来，我还是存疑。“小璐为何离婚”“现在打算怎么办”“有没有中意的人家”“儿子怎么办”“收入怎么样”……这些问题不算多么尖锐，但是因为小璐本人在场，我没办法问出口。或者说，因为大伯父在场，我没办法问小璐。我坚信，如果我和小璐单独聊这些事，她无论与我有多少年没有联系，多么趋向陌生，还是会说的。
大伯母犹如隐形人，我们开始喝酒时，她来来去去，端菜拿碗递餐巾，后来又不见了，犹如一道阴影被阳光刺穿消散；后来她冷不丁地又出现了，问我们这个是否需要热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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