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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 皇权，即在封建社会中由皇帝执掌的最高统治权，历来被封建政论家、史学家解释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绝对权力。一切臣民都不过是皇帝统治和奴役的对象，皇帝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可以“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皇帝有权绝对统率和指挥自中央朝廷至地方军政系统和文武官吏，要求他们彻底遵照皇帝的意志和指令办事，一切由皇帝发出的诏诰敕旨上谕朱批或口头指示都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皇言曰制”“朕即法律”不允许任何抗拒，违犯或持异议。历代封建帝皇们总是有意识地挟天命以制臣民，假天罚以行权威，借天意以成人事，用天运以纵骄奢，对自然现象精心地做出超自然的解释，用以维护和扩大皇权。封建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以一人独治天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对统治大权就抓得极紧，所谓“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直到清代高宗弘历还一再声言，绝不能改独揽大权的原则，自称“太柯从不下移”他们都深知，一旦大权旁落，皇位亦将不保，这是要极力避免的。
在研究皇权之时，必然会遇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即有一部分皇帝的权力是无可辨驳地存在并且绝对：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朱无璋，清圣祖玄烨等等；但也有一部分皇帝却由于各种的原因并未能够充分地行使皇权：如西汉和东汉以后各帝，多受制于外戚和宦官；献帝刘协更先后受权臣董卓，曹操等的胁持，恐惧战栗于其威势之下；唐中叶以后各帝的权力受到藩镇等地方实力集团的严重侵夺，有时谕旨不出部门，或被公然顶撞回去，拒不执行。明中叶以后各帝多懒惰荒唐著称，长期不理朝政，委权于宦官和朝臣，阉党被称为“中贵人”权臣被称为元辅，严嵩甚至到处为自己立生祠，被谀称为“九千岁”；清末同治，光绪二帝实际上俱受制于慈禧西太后那拉氏，如此不胜枚举。
但这是否意味着皇权受到了约束呢？四十年代初，吴晗、费孝通先生等就就中国专制皇权到底有无约束的问题进行过争论，费老说皇权有两道约束，一是无为政治，使皇权有权而无能，一是绅权的缓冲，使民意能够上达。吴晗则认为“皇权的防线是不存在的，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有过一套以巩固兵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却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先不论两老的说法谁对谁不对，就约束而言，它是一种限制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对皇权构成约束力量的来自于多个方面，周良霄先生在他的皇帝与皇权一书中认为，这种“似乎”存在的约束力量只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法，一个是道德。但这两者都不构成实质性的效果，对于这样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虽则在封建社会中，皇帝位于整个世俗政治的制高点，而法也只不过在专制主义皇权政治下“口含天宪”的皇帝自己定下来的，实质上来讲是一种自我约束，但却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它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了。任何一种法律都是出于对统治者自我约束的考虑而制定的，但制定的过程绝难由一个人来完成，因此它所体现的精神也绝不可能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意志，而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类型，理想类型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差距就造成了约束力。而作为帝皇要冲破这种束缚也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事，祖训的是否可变是一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是一个，还有作为帝皇都本身是否有这种能力又是一个，等等。再则，就道德教育的约束而言也是确实存在的，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以三崇五德治天下，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而其后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士大夫集团在虔诚而义无反顾地执行这样一种原则，而在大多数王朝，士大夫又是统治集团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阶层，因此作为父仪天下的皇帝也不得不为这些作出一定的妥协。而就事实上说来，皇帝所受的约束并不仅仅限于这些，还有其它的许多方面！如：
a）皇室，皇权非帝皇一人之权，而是皇室乃至整个统治集团所共有的；b）权臣；c）官僚集团；d）天道、天命；e）伦理纲常；f）民意等
在费孝通所说的绅权中，其实包含许多方面的势力，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官僚集团，外戚，宦官，权臣等等，它们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他们对于皇权的约束也是历朝历代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皇权与相权之争，皇权与宦权之争等等成为了农民起义之外最令帝皇们关心和焦头烂额的。在明朝前期，主要表现为废宰相分权六部并设内阁三司，后期则表现为皇帝与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上，无疑，朱元璋和朱棣是这场斗争的无可非议的胜利者，但万历却是这场斗争的惨淡失败者。
根据明史本纪二十一记载“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讳翊钧，穆宗第三子也。母贵妃李氏。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由是两宫益和。六年五月，穆宗崩。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甲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诏赦天下。”后世称为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其出名并非由于他的英名神武，而恰恰是由于他的昏庸。明代实行内阁制度，它起始于太祖洪武皇帝，基本形成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自形成以来，从仁宗时期开始便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阁臣的品秩与地位不断获得提高；其参政权力亦不断增大；由于实现了“内阁票拟”因而体现内阁权力的手段便得到了完善和稳固；内阁本身的组织结构，也逐渐趋于完备。明代内阁制度由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仁宣、正统至正德、嘉靖至万历三个时期，作为神宗皇帝万历朱翊钧，时正处于内阁权势最大、文官体制也最完善的时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期，因而他所受到的牵制相较于先前诸帝说来也是最大的。当然这其中更有万历自己的特色，就他本身而言，就是明朝政治制度的产物，这也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
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类异端，他的言行往往出人意表。但是“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
万历九岁登极，由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担起天下的重任，又如何能指望他朝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年幼的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居正，又把张居正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当然，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种做法却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然而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万历十七岁那年，由于在宫中与宫女出演了一幕闹剧，而被皇太后施以惩罚，并由张居正订出了实际的改过方案“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在万历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最大的失败就在立储的问题上，万历根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由于正德皇帝的前车之鉴，文官们决不会再让大权落到一个年轻的皇帝手上由他任意使用，而当他们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机会时，就会不遗余力地加以利用，皇帝年幼，文官们就是他整个道德... -->>
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 皇权，即在封建社会中由皇帝执掌的最高统治权，历来被封建政论家、史学家解释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绝对权力。一切臣民都不过是皇帝统治和奴役的对象，皇帝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可以“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皇帝有权绝对统率和指挥自中央朝廷至地方军政系统和文武官吏，要求他们彻底遵照皇帝的意志和指令办事，一切由皇帝发出的诏诰敕旨上谕朱批或口头指示都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皇言曰制”“朕即法律”不允许任何抗拒，违犯或持异议。历代封建帝皇们总是有意识地挟天命以制臣民，假天罚以行权威，借天意以成人事，用天运以纵骄奢，对自然现象精心地做出超自然的解释，用以维护和扩大皇权。封建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以一人独治天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对统治大权就抓得极紧，所谓“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直到清代高宗弘历还一再声言，绝不能改独揽大权的原则，自称“太柯从不下移”他们都深知，一旦大权旁落，皇位亦将不保，这是要极力避免的。
在研究皇权之时，必然会遇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即有一部分皇帝的权力是无可辨驳地存在并且绝对：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朱无璋，清圣祖玄烨等等；但也有一部分皇帝却由于各种的原因并未能够充分地行使皇权：如西汉和东汉以后各帝，多受制于外戚和宦官；献帝刘协更先后受权臣董卓，曹操等的胁持，恐惧战栗于其威势之下；唐中叶以后各帝的权力受到藩镇等地方实力集团的严重侵夺，有时谕旨不出部门，或被公然顶撞回去，拒不执行。明中叶以后各帝多懒惰荒唐著称，长期不理朝政，委权于宦官和朝臣，阉党被称为“中贵人”权臣被称为元辅，严嵩甚至到处为自己立生祠，被谀称为“九千岁”；清末同治，光绪二帝实际上俱受制于慈禧西太后那拉氏，如此不胜枚举。
但这是否意味着皇权受到了约束呢？四十年代初，吴晗、费孝通先生等就就中国专制皇权到底有无约束的问题进行过争论，费老说皇权有两道约束，一是无为政治，使皇权有权而无能，一是绅权的缓冲，使民意能够上达。吴晗则认为“皇权的防线是不存在的，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有过一套以巩固兵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却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先不论两老的说法谁对谁不对，就约束而言，它是一种限制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对皇权构成约束力量的来自于多个方面，周良霄先生在他的皇帝与皇权一书中认为，这种“似乎”存在的约束力量只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法，一个是道德。但这两者都不构成实质性的效果，对于这样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虽则在封建社会中，皇帝位于整个世俗政治的制高点，而法也只不过在专制主义皇权政治下“口含天宪”的皇帝自己定下来的，实质上来讲是一种自我约束，但却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它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了。任何一种法律都是出于对统治者自我约束的考虑而制定的，但制定的过程绝难由一个人来完成，因此它所体现的精神也绝不可能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意志，而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类型，理想类型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差距就造成了约束力。而作为帝皇要冲破这种束缚也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事，祖训的是否可变是一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是一个，还有作为帝皇都本身是否有这种能力又是一个，等等。再则，就道德教育的约束而言也是确实存在的，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以三崇五德治天下，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而其后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士大夫集团在虔诚而义无反顾地执行这样一种原则，而在大多数王朝，士大夫又是统治集团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阶层，因此作为父仪天下的皇帝也不得不为这些作出一定的妥协。而就事实上说来，皇帝所受的约束并不仅仅限于这些，还有其它的许多方面！如：
a）皇室，皇权非帝皇一人之权，而是皇室乃至整个统治集团所共有的；b）权臣；c）官僚集团；d）天道、天命；e）伦理纲常；f）民意等
在费孝通所说的绅权中，其实包含许多方面的势力，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官僚集团，外戚，宦官，权臣等等，它们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他们对于皇权的约束也是历朝历代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皇权与相权之争，皇权与宦权之争等等成为了农民起义之外最令帝皇们关心和焦头烂额的。在明朝前期，主要表现为废宰相分权六部并设内阁三司，后期则表现为皇帝与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上，无疑，朱元璋和朱棣是这场斗争的无可非议的胜利者，但万历却是这场斗争的惨淡失败者。
根据明史本纪二十一记载“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讳翊钧，穆宗第三子也。母贵妃李氏。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由是两宫益和。六年五月，穆宗崩。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甲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诏赦天下。”后世称为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其出名并非由于他的英名神武，而恰恰是由于他的昏庸。明代实行内阁制度，它起始于太祖洪武皇帝，基本形成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自形成以来，从仁宗时期开始便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阁臣的品秩与地位不断获得提高；其参政权力亦不断增大；由于实现了“内阁票拟”因而体现内阁权力的手段便得到了完善和稳固；内阁本身的组织结构，也逐渐趋于完备。明代内阁制度由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仁宣、正统至正德、嘉靖至万历三个时期，作为神宗皇帝万历朱翊钧，时正处于内阁权势最大、文官体制也最完善的时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期，因而他所受到的牵制相较于先前诸帝说来也是最大的。当然这其中更有万历自己的特色，就他本身而言，就是明朝政治制度的产物，这也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
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类异端，他的言行往往出人意表。但是“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
万历九岁登极，由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担起天下的重任，又如何能指望他朝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年幼的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居正，又把张居正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当然，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种做法却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然而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万历十七岁那年，由于在宫中与宫女出演了一幕闹剧，而被皇太后施以惩罚，并由张居正订出了实际的改过方案“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在万历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最大的失败就在立储的问题上，万历根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由于正德皇帝的前车之鉴，文官们决不会再让大权落到一个年轻的皇帝手上由他任意使用，而当他们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机会时，就会不遗余力地加以利用，皇帝年幼，文官们就是他整个道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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