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中文网 www.zw19.com,东唐再续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李曜微微一笑,并不多言。他心中并非没有得意,只是他知道,自己只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后世学者的分析中找出克制朱温的法子而已。
太远不说,就从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九日说起。这一日,在位十四年的唐懿宗李漼病逝,终年四十一岁。在宦官的扶持下,年仅十四岁的普王李儇“被皇帝”了,是为唐僖宗。
李漼当年做皇帝的时候,还没熬到改元,浙东的私盐贩子就开始舞枪弄棒搞“武装大游行”。这会儿换成李儇,私盐贩子似乎多少给了点面子,改元之后才想起闹事。
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私盐贩子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率三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短短半年时间,起义军横扫曹州、濮州地区,发展到数千人。
首先有必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说反就反?
关于这场大暴动的起因,廷臣和史官给出的说法是关东(指崤山以东的中原地区)连年水旱。
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历史有一个很扯淡的规律,只要提到“饿殍遍野”、“人相食”,官方的统一口径都是灾荒,水灾、旱灾、蝗灾,连续几年反复折腾、一直不消停的那种,正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其实他知道,这全是屁话,至少对唐朝而言,百分百的胡扯!
裘甫、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的理念是什么?心忧盐贱盼天灾。——有灾,就有大钱可赚啊!
对于官方的论调,私盐贩子肯定不认同:那些认为天灾导致我们有钱不赚、带头造反的官老爷们,请不要以你们的智商来侮辱我们的智商!
有一种悲观主义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充斥着歪曲、捏造与隐瞒的谎言。因此,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谎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谎言,毫无意义。
李曜谈不上乐观,更不敢妄称专业,但他觉得,谎言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谎言的背后,就是真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乐趣所在。
裘甫起义时,私盐贩子造反的根源是官府对他们“定点清除”。打击非法,本身无可厚非,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将黑锅扣到老天爷头上呢?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构成起义的充分条件。——除了领头的几个人以外,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农民。
官老爷们需要讲清楚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跟着造反?
原因就是没饭吃,但老百姓为什么会没饭吃?
百姓没饭吃,官方的说法是关东地区连年水旱,这一解释有效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区域问题(有暴民之地必有灾)和规模问题(有灾之地皆绝收)。有灾没灾,只有老天爷知道,但他开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终的结论是——天意!国运如此!
多么完美的逻辑!
逻辑很完美,但起义军不认这个账!王仙芝等人的说法是“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李曜高中在课堂上就偷看了几遍的《资治通鉴》更一语道破天机:“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老百姓饿肚子以至造反,根源就在于——税赋太重!
晚唐的税赋有两个特点:税种多、折价低。
“税种多”容易理解,乱七八糟都是税。
比如说国税方面,唐德宗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将诸多税种合并,推行“两税制”,即一年只按规定标准征收两次,减轻百姓负担(无风注:本书前文曾论及,此处不再详述)。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风,实际执行下去之后,变成了在原税种基础上新增两次计税,“减法”成了“加法”。
地税方面就更离谱了。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地方官员的“进献”成了中央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进献”当然得由百姓承担,而且地方官员攀比成风,地方税赋逐年增加。(无风注:此事本书前文也曾论及,此处亦不再详述。)
即便如此,朝廷的钱还是不够花。唐宣宗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922万缗左右,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实际支出是1200多万缗,赤字达300多万缗。
税种已经多得很离谱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朝廷又想到一个办法:征“未来税”。——今年征税,连后面几年的一起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几年就不用再征税了,而是照此类推,往后面的年份征收。——就算收到千年之后也不打紧,反正先收了再说。
除了挖空心思的加税,官府还在“折价”方面竭尽全力地收刮百姓。
官方赋税是以货币计算的,但往往要求农民直接上缴粮食,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折价”的问题。
粮食的折价会比市场价低得多。假设粮食的市场比价是1:3,而赋税比价是1:2。那么,以现代货币单位衡量的话:农民的一千斤粮食,卖到市场上值3000元,交税就只值2000元,1000元的差价就成了无形中的“附加税”。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又是什么情况呢?假设每户农民应征税赋是6000元,正常折价为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6000元可能折价为2000斤粮食。土地的产出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农民实际上多留下了1000斤粮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显然是获利的。
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农民就惨了。6000元的税赋可能折价为5000斤粮食,土地产出也不会因为通货紧缩而增加,农民要比平常年份少吃2000斤粮食。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挨秤砣的是老百姓!
由于当权者常年穷奢极欲、腐败透顶、频繁用兵,又加上天灾助阵,唐懿宗时期通货紧缩极其严重,农民的负担日益加剧,根本就活不下去。
在“多税种”、“低折价”的双重压榨下,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但口粮无法保证,还欠下官府一屁股的债。
官府不顾百姓的死活,百姓便自谋出路。当然,第一选择还不是风险极高的造反运动,而是钻征税制度的空子。
晚唐的征税制度如此丧心病狂,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这个还真有!
按官府规定,税赋只针对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且地主的税赋远远低于农民的税赋。
当税赋已经超出土地产出的承受能力时,农民便会自动放弃土地,改为向地主租种土地,成为佃户。由于地主承担的税赋极低,因此租金远低于原先的税赋,农民乐此不疲。
很多农民成了佃户,税收少了一大截,朝廷亏空加剧,又开始琢磨“新政策”。
为了保持税赋稳定,打击“佃户浪潮”,朝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增加地主的赋税比例,实际上提高了佃户租金。其次,实行最无耻的“摊派”政策。
所谓“摊派”,一般以村为单位。还是按现代货币单位来解释:比如某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往年正常税赋是60万元,由于今年有50户成了佃户,实际能征收的税额只有30万元。朝廷当然不能吃亏,便将减少的30万摊派到剩余的50户。具体怎么分,官府不管,整个村子交齐60万为止!
官府推行“新政策”,佃户的生活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农户更是惨得一塌糊涂。于是乎,农民只剩下一条路:聚啸山林,以抢劫为生。
所谓官逼民反,便是如此!
而如今,朱温多年征战,就算内政方面在此时的大唐已经算得上治理有方了,但农民的负担依旧极重。
但是今天,李曜忽然出手掀开了压在农民头上的漆黑云幕,给他们看见澄清的天空,看见希望。朱温虽然立刻收复失地,但……有些种子一旦种下,生根发芽却是在所难免。
李曜知道,朱温几乎不可能完美解决这个难题,除非他对工商业的了解能达到自己的层次——这有可能吗?
他看看天上的晚霞,轻轻挥手:“走,今夜,我们去兖州……葛从周,好久不见。”
第214章秦王之尊(八)
夜袭兖州,其实是李曜早已谋划妥当的事,他为的不是兖州城,只是城中那位据说一步一计的刘鄩而已。虽然“一步一计”比他李右相“一步三计”的美誉还差着不少,但要是能放进武将主要靠武力著称的“河东、河中军事集团”来看的话,刘鄩这种智将还是很有发挥的机会的。
葛从周手头兵力有限,而且这一战李曜埋过后手,顺利达成基本目标应该问题不大,但他现在仍皱着眉头:问题出在杨行密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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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微微一笑,并不多言。他心中并非没有得意,只是他知道,自己只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后世学者的分析中找出克制朱温的法子而已。
太远不说,就从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九日说起。这一日,在位十四年的唐懿宗李漼病逝,终年四十一岁。在宦官的扶持下,年仅十四岁的普王李儇“被皇帝”了,是为唐僖宗。
李漼当年做皇帝的时候,还没熬到改元,浙东的私盐贩子就开始舞枪弄棒搞“武装大游行”。这会儿换成李儇,私盐贩子似乎多少给了点面子,改元之后才想起闹事。
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私盐贩子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率三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短短半年时间,起义军横扫曹州、濮州地区,发展到数千人。
首先有必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说反就反?
关于这场大暴动的起因,廷臣和史官给出的说法是关东(指崤山以东的中原地区)连年水旱。
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历史有一个很扯淡的规律,只要提到“饿殍遍野”、“人相食”,官方的统一口径都是灾荒,水灾、旱灾、蝗灾,连续几年反复折腾、一直不消停的那种,正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其实他知道,这全是屁话,至少对唐朝而言,百分百的胡扯!
裘甫、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的理念是什么?心忧盐贱盼天灾。——有灾,就有大钱可赚啊!
对于官方的论调,私盐贩子肯定不认同:那些认为天灾导致我们有钱不赚、带头造反的官老爷们,请不要以你们的智商来侮辱我们的智商!
有一种悲观主义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充斥着歪曲、捏造与隐瞒的谎言。因此,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谎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谎言,毫无意义。
李曜谈不上乐观,更不敢妄称专业,但他觉得,谎言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谎言的背后,就是真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乐趣所在。
裘甫起义时,私盐贩子造反的根源是官府对他们“定点清除”。打击非法,本身无可厚非,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将黑锅扣到老天爷头上呢?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构成起义的充分条件。——除了领头的几个人以外,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农民。
官老爷们需要讲清楚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跟着造反?
原因就是没饭吃,但老百姓为什么会没饭吃?
百姓没饭吃,官方的说法是关东地区连年水旱,这一解释有效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区域问题(有暴民之地必有灾)和规模问题(有灾之地皆绝收)。有灾没灾,只有老天爷知道,但他开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终的结论是——天意!国运如此!
多么完美的逻辑!
逻辑很完美,但起义军不认这个账!王仙芝等人的说法是“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李曜高中在课堂上就偷看了几遍的《资治通鉴》更一语道破天机:“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老百姓饿肚子以至造反,根源就在于——税赋太重!
晚唐的税赋有两个特点:税种多、折价低。
“税种多”容易理解,乱七八糟都是税。
比如说国税方面,唐德宗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将诸多税种合并,推行“两税制”,即一年只按规定标准征收两次,减轻百姓负担(无风注:本书前文曾论及,此处不再详述)。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风,实际执行下去之后,变成了在原税种基础上新增两次计税,“减法”成了“加法”。
地税方面就更离谱了。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地方官员的“进献”成了中央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进献”当然得由百姓承担,而且地方官员攀比成风,地方税赋逐年增加。(无风注:此事本书前文也曾论及,此处亦不再详述。)
即便如此,朝廷的钱还是不够花。唐宣宗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922万缗左右,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实际支出是1200多万缗,赤字达300多万缗。
税种已经多得很离谱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朝廷又想到一个办法:征“未来税”。——今年征税,连后面几年的一起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几年就不用再征税了,而是照此类推,往后面的年份征收。——就算收到千年之后也不打紧,反正先收了再说。
除了挖空心思的加税,官府还在“折价”方面竭尽全力地收刮百姓。
官方赋税是以货币计算的,但往往要求农民直接上缴粮食,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折价”的问题。
粮食的折价会比市场价低得多。假设粮食的市场比价是1:3,而赋税比价是1:2。那么,以现代货币单位衡量的话:农民的一千斤粮食,卖到市场上值3000元,交税就只值2000元,1000元的差价就成了无形中的“附加税”。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又是什么情况呢?假设每户农民应征税赋是6000元,正常折价为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6000元可能折价为2000斤粮食。土地的产出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农民实际上多留下了1000斤粮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显然是获利的。
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农民就惨了。6000元的税赋可能折价为5000斤粮食,土地产出也不会因为通货紧缩而增加,农民要比平常年份少吃2000斤粮食。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挨秤砣的是老百姓!
由于当权者常年穷奢极欲、腐败透顶、频繁用兵,又加上天灾助阵,唐懿宗时期通货紧缩极其严重,农民的负担日益加剧,根本就活不下去。
在“多税种”、“低折价”的双重压榨下,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但口粮无法保证,还欠下官府一屁股的债。
官府不顾百姓的死活,百姓便自谋出路。当然,第一选择还不是风险极高的造反运动,而是钻征税制度的空子。
晚唐的征税制度如此丧心病狂,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这个还真有!
按官府规定,税赋只针对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且地主的税赋远远低于农民的税赋。
当税赋已经超出土地产出的承受能力时,农民便会自动放弃土地,改为向地主租种土地,成为佃户。由于地主承担的税赋极低,因此租金远低于原先的税赋,农民乐此不疲。
很多农民成了佃户,税收少了一大截,朝廷亏空加剧,又开始琢磨“新政策”。
为了保持税赋稳定,打击“佃户浪潮”,朝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增加地主的赋税比例,实际上提高了佃户租金。其次,实行最无耻的“摊派”政策。
所谓“摊派”,一般以村为单位。还是按现代货币单位来解释:比如某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往年正常税赋是60万元,由于今年有50户成了佃户,实际能征收的税额只有30万元。朝廷当然不能吃亏,便将减少的30万摊派到剩余的50户。具体怎么分,官府不管,整个村子交齐60万为止!
官府推行“新政策”,佃户的生活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农户更是惨得一塌糊涂。于是乎,农民只剩下一条路:聚啸山林,以抢劫为生。
所谓官逼民反,便是如此!
而如今,朱温多年征战,就算内政方面在此时的大唐已经算得上治理有方了,但农民的负担依旧极重。
但是今天,李曜忽然出手掀开了压在农民头上的漆黑云幕,给他们看见澄清的天空,看见希望。朱温虽然立刻收复失地,但……有些种子一旦种下,生根发芽却是在所难免。
李曜知道,朱温几乎不可能完美解决这个难题,除非他对工商业的了解能达到自己的层次——这有可能吗?
他看看天上的晚霞,轻轻挥手:“走,今夜,我们去兖州……葛从周,好久不见。”
第214章秦王之尊(八)
夜袭兖州,其实是李曜早已谋划妥当的事,他为的不是兖州城,只是城中那位据说一步一计的刘鄩而已。虽然“一步一计”比他李右相“一步三计”的美誉还差着不少,但要是能放进武将主要靠武力著称的“河东、河中军事集团”来看的话,刘鄩这种智将还是很有发挥的机会的。
葛从周手头兵力有限,而且这一战李曜埋过后手,顺利达成基本目标应该问题不大,但他现在仍皱着眉头:问题出在杨行密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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