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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福临再一次展示他的爱才心切。让一班汉臣颇为受用。
“至于陈子龙嘛。却是个人物。朕以为，词作自元代开始衰微，到明代就更加凋零了。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致力为词，勤苦唱和。使得词艺如获新生！陈子龙论词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间词[4]名家、北宋秦观、周邦彦等人。风流婉丽。蕴藉极深，可谓词之中兴肱骨！”福临意犹未尽，点评起所谓“云间词派”代表人物陈子龙来。
“皇上。陈子龙虽有才气，却依附南明伪政，不知大势、不顺天意，被我大兵擒获之后死心不改，投水自尽，咎由自取！此人不足道！”觉罗巴哈纳闻听皇帝又在大肆“慕汉”，若是传到慈宁宫那里，他这样的老臣少不了被波及一番，于是急忙出来提醒。
“哈哈，巴哈纳何必与一个死人争勇斗狠？他不降，的确不识时务。但，他有才，却是毋庸讳言！说来也是殊为可惜呀，朕那时尚未亲政，否则，唉……”福临不以为意，居然表达了政治与文艺脱钩的观点立场！
“皇上圣明！国政大策与诗词文学，两者可并行不悖，臣……”李际期一个激动，就准备说什么。
难怪他激动，云间三子中，陈子龙自尽，李雯和宋征舆却都和他李际期一样，最终选择了归降清廷。但这些汉族文人委身大清之后，却始终迈不过华夷之辨这道坎。
就拿李雯来说，作为一个明朝的秀才，却在故朝覆灭不久，就在当时被汉人称为夷族的清廷作了官，这无论是从他自小所接受的儒家“忠君报国”的传统教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他自身的良知上来说，这种悖离与背叛都不能不是一个异常沉重的精神负担。所以，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抒写身处乱世的抑郁和失节仕清的愧疚。他的作品中，处处都是自责自怨的诗句，处处都显现出一种压抑沉痛的负罪感，同时也处处洋溢着对故国的思恋与怀念之情。
“好，改日朕定然要和这云间诗派的扛鼎之人切磋讨教一番。不过今日，符献还是先说正事。”福临却没有给李际期继续这个敏感话题的机会！
表面上看，福临的确是个爱岗敬业的好皇帝，没有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影响会议进程。深层次的原因，福临是在打断李际期想要表述的心情，以免成为多数满臣和部分汉臣攻击的目标。
“臣，遵旨。”李际期无奈将那句到了嘴边的话，再次吞回肚子里，开始说正题。
李际期那句话不说，一旁的弘毅也知道，而且还确信福临也是赞同的。什么话？大体应该是——
若我大清上下皆似皇上一般，一力推崇儒学汉化，最好是“化满入汉”，则天下大定指日可待！一班前明遗民，盼的就是这个……
听着耳熟吗？典型的夷夏之辩！是的，陈名夏就是死在这句话上，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死在这句话被以慈宁宫为首的满洲集团所憎恨的原因上！年轻的福临万般无奈，又恼怒于陈名夏极力撺掇的汉臣党争，才不得不杀死了自己尤为器重的不二才子！
政治与文化，如何会分得开呢！弘毅暗自叹息……
【拙作首发在起点的网文，读者少的可怜，但各家盗版网站却贴的不少，流失了不少读者，这种文化氛围怎么能行？咱们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叫嚣得很厉害，但往往到了关键时刻就都song了，可悲可叹呀！】
[1]尚宝司卿，正五品。明官署名。西吴（明朝前身）元年（1367），设尚宝司。掌宝玺、符牌、印章。设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初以侍从儒臣、勋卫领卿，勋卫大臣子弟奉旨始得补丞。后常以恩荫寄禄，无常员。迁都北京后，尚宝司称外尚宝司，南京亦仍设尚宝司卿一人，而实已无宝可掌。凡需用宝玺时，外尚宝司用揭贴赴宦官尚宝监请旨，至宫内女官尚宝司领取，外尚宝司用宝时，宦官监视，用毕，由宦官缴进。
[2]云间诗派或称云间派，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学流派，以陈子龙为首，同郡的李雯、宋征舆则同声相和，号称“云间三子”。云间诗派是明代诗学第三次重要的诗歌复古运动，与前七子、后七子并称“风雅三嬗”。陈子龙是明末爱国诗人，师法黄道周，擅长诗文，与钱谦益、吴梅村齐名。崇祯初年，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麟征?、周立勋六人组成文社畿社。崇祯十年（1637年）丁丑科进士，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官至南京兵科给事中。福王于南京称帝，子龙上防守要策，请召还故尚书郑三俊，不听，明年二月，乞终养去。后曾出家，法名信衷。屡次起兵抗清，后结太湖义军，图谋起事，最终兵败逃亡。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的仆人刘驯家里躲避，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不久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操江都御史陈锦所逮捕，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6月15日夜间，在登船前往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投河自杀死，被割下首级，抛尸河中。陈子龙的学生们捞其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清乾隆间追谥忠裕。李雯（1608年－1647年），字舒章，上海松江人，词人。刻苦读书，早年为复社主盟，与陈子龙、宋征舆并称云间三子，和彭宾、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等人以诗文唱和。李雯对柳如是用情极深。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明亡后仕清，龚鼎孳尝疏荐雯，称为文妙当世。相传多尔衮的《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劝降书，出自于李雯手笔。顺治三年（1646年）南归葬父，不久病死。著有《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等等。
[3]《致史阁部》即通俗而言的《多尔衮致史可法书》。
[4]“花间词”是一种早期的词，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一般说来，词以长短分类：“慢词”最长，自九十至二百多字，故亦称“长调”；自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花间集》所收，只有小令和中调而没有长调慢词。这倒并不是选者对小令有偏好，故摒弃慢词而不录，实在因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词还没有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早期选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调。(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惜。”福临再一次展示他的爱才心切。让一班汉臣颇为受用。
“至于陈子龙嘛。却是个人物。朕以为，词作自元代开始衰微，到明代就更加凋零了。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致力为词，勤苦唱和。使得词艺如获新生！陈子龙论词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间词[4]名家、北宋秦观、周邦彦等人。风流婉丽。蕴藉极深，可谓词之中兴肱骨！”福临意犹未尽，点评起所谓“云间词派”代表人物陈子龙来。
“皇上。陈子龙虽有才气，却依附南明伪政，不知大势、不顺天意，被我大兵擒获之后死心不改，投水自尽，咎由自取！此人不足道！”觉罗巴哈纳闻听皇帝又在大肆“慕汉”，若是传到慈宁宫那里，他这样的老臣少不了被波及一番，于是急忙出来提醒。
“哈哈，巴哈纳何必与一个死人争勇斗狠？他不降，的确不识时务。但，他有才，却是毋庸讳言！说来也是殊为可惜呀，朕那时尚未亲政，否则，唉……”福临不以为意，居然表达了政治与文艺脱钩的观点立场！
“皇上圣明！国政大策与诗词文学，两者可并行不悖，臣……”李际期一个激动，就准备说什么。
难怪他激动，云间三子中，陈子龙自尽，李雯和宋征舆却都和他李际期一样，最终选择了归降清廷。但这些汉族文人委身大清之后，却始终迈不过华夷之辨这道坎。
就拿李雯来说，作为一个明朝的秀才，却在故朝覆灭不久，就在当时被汉人称为夷族的清廷作了官，这无论是从他自小所接受的儒家“忠君报国”的传统教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他自身的良知上来说，这种悖离与背叛都不能不是一个异常沉重的精神负担。所以，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抒写身处乱世的抑郁和失节仕清的愧疚。他的作品中，处处都是自责自怨的诗句，处处都显现出一种压抑沉痛的负罪感，同时也处处洋溢着对故国的思恋与怀念之情。
“好，改日朕定然要和这云间诗派的扛鼎之人切磋讨教一番。不过今日，符献还是先说正事。”福临却没有给李际期继续这个敏感话题的机会！
表面上看，福临的确是个爱岗敬业的好皇帝，没有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影响会议进程。深层次的原因，福临是在打断李际期想要表述的心情，以免成为多数满臣和部分汉臣攻击的目标。
“臣，遵旨。”李际期无奈将那句到了嘴边的话，再次吞回肚子里，开始说正题。
李际期那句话不说，一旁的弘毅也知道，而且还确信福临也是赞同的。什么话？大体应该是——
若我大清上下皆似皇上一般，一力推崇儒学汉化，最好是“化满入汉”，则天下大定指日可待！一班前明遗民，盼的就是这个……
听着耳熟吗？典型的夷夏之辩！是的，陈名夏就是死在这句话上，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死在这句话被以慈宁宫为首的满洲集团所憎恨的原因上！年轻的福临万般无奈，又恼怒于陈名夏极力撺掇的汉臣党争，才不得不杀死了自己尤为器重的不二才子！
政治与文化，如何会分得开呢！弘毅暗自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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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宝司卿，正五品。明官署名。西吴（明朝前身）元年（1367），设尚宝司。掌宝玺、符牌、印章。设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初以侍从儒臣、勋卫领卿，勋卫大臣子弟奉旨始得补丞。后常以恩荫寄禄，无常员。迁都北京后，尚宝司称外尚宝司，南京亦仍设尚宝司卿一人，而实已无宝可掌。凡需用宝玺时，外尚宝司用揭贴赴宦官尚宝监请旨，至宫内女官尚宝司领取，外尚宝司用宝时，宦官监视，用毕，由宦官缴进。
[2]云间诗派或称云间派，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学流派，以陈子龙为首，同郡的李雯、宋征舆则同声相和，号称“云间三子”。云间诗派是明代诗学第三次重要的诗歌复古运动，与前七子、后七子并称“风雅三嬗”。陈子龙是明末爱国诗人，师法黄道周，擅长诗文，与钱谦益、吴梅村齐名。崇祯初年，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麟征?、周立勋六人组成文社畿社。崇祯十年（1637年）丁丑科进士，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官至南京兵科给事中。福王于南京称帝，子龙上防守要策，请召还故尚书郑三俊，不听，明年二月，乞终养去。后曾出家，法名信衷。屡次起兵抗清，后结太湖义军，图谋起事，最终兵败逃亡。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的仆人刘驯家里躲避，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不久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操江都御史陈锦所逮捕，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6月15日夜间，在登船前往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投河自杀死，被割下首级，抛尸河中。陈子龙的学生们捞其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清乾隆间追谥忠裕。李雯（1608年－1647年），字舒章，上海松江人，词人。刻苦读书，早年为复社主盟，与陈子龙、宋征舆并称云间三子，和彭宾、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等人以诗文唱和。李雯对柳如是用情极深。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明亡后仕清，龚鼎孳尝疏荐雯，称为文妙当世。相传多尔衮的《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劝降书，出自于李雯手笔。顺治三年（1646年）南归葬父，不久病死。著有《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等等。
[3]《致史阁部》即通俗而言的《多尔衮致史可法书》。
[4]“花间词”是一种早期的词，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一般说来，词以长短分类：“慢词”最长，自九十至二百多字，故亦称“长调”；自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花间集》所收，只有小令和中调而没有长调慢词。这倒并不是选者对小令有偏好，故摒弃慢词而不录，实在因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词还没有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早期选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调。(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