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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影响最大，留华时间最长者当属汤若望(JohannAdamSchalvorlBell，1592～1666)。2000年乌利?弗兰茨与其生活伴侣阿坦德拉?克斯特尔所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上苍的阴影下》在德国出版，随即便引起巨大反响。德国科隆报纸予以连载，很快便先后译成多种文字。弗兰茨，1949年生于德国科隆，是自由作家，在西方被公认为中国问题专家，曾在中国德文版的《北京周报》工作多年，还做过多年的驻华记者，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章。他所撰写的《邓老传》被译成七种语言。为写《在上苍的阴影下》，他曾重走了汤若望的来华之路，并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我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时，他曾登门造访，预约我承担译成汉语的任务。
汤若望是耶稣会传教士，从明末到康熙年，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曾是中国钦天监的第一个洋监正，累官至太常寺少卿、光禄大夫；各种著述和译著近四十种，涉及宗教书算、天文地理、大炮制造等。曾几何时，身陷囹圄，九链加身，险被凌迟处死。后又平反昭雪，被康熙称为“鞠躬尽瘁之臣子”。汤若望这个曰尔曼奇人伟人是中德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人生的诡谲在他身上也演绎得淋漓尽致。德国人对他索有好感和兴趣，所以书一出版，评论如潮，好评如潮。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的贵族之家，性格活跃，曾就读于远近闻名的三王冕贵族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尔曼学院。欧洲中世纪，造纸、印刷并不发达，知识传授要靠讲述和记忆；所谓知识一般理解为宗教、神学、哲学、天文学等，而这些学科都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他们享有无上尊荣，这也是当时许多精英效力教会的原因之一。
宗教改革后旧教抑或天主教处于低潮。为对付改革后的基督教一一新教，一些信德昭著的司铎便采取各种举措。其中一个叫罗耀拉(I.Loyola)的西班牙人更是于1540年创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并非青灯黄卷，终日诵读，而是要学习各种知识，大办学校，造就青年一代的传教者。汤若望所就读的日尔曼学院和罗马学院正是耶稣会所办的公学。学子矢志服从教宗圣愿，任凭派遣到天涯海角，筚路蓝缕，传教弘法。这也是汤若望来华后一系列表现的原因。
汤若望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于1619年到达澳门，而后从澳门进入内地。入境随俗，将其一长串的名字改为好听好记的中国名字。“Adam”【亚当】念快了像是“汤”，“Johann”【约翰】习惯译成“若望”，这便是“汤若望”三字的由来。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汤若望从抵华到明朝覆亡的二十多年间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活动：研修汉文，克服语言障碍；结交士大夫，逐步开展传教活动；参加火炮制造工程；才识被发现调入京城任天算职务。
火药本是中国人发明，最早火炮为南宋陈觉创制，随着蒙古人西征传到欧洲，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其故乡火器反而受到冷落，武将大多向往“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到了明代火器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崇祯帝令汤若望造炮。汤被逼上马，凭着他的一点书本知识，居然成功地造出二十尊大炮。崇祯“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汤对崇祯自缢煤山十分悲痛，说他“非常有天分，非常不幸”。
李白成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崇祯自裁，群龙无首，人人自危，与明廷关系密切的老外全都跟随福王、唐王、永明王逃向南方或西南。独汤若望处变不惊，留守教堂，所幸农民军对教堂秋毫无犯。清兵入京，摄政王多尔衮令市民搬出京门，为满蒙旗兵腾出房台。汤若望面临兵丁“打砸抢”，令其“扫地出门”的凶险。此时他冒险上奏，在奏折中坦承：“曾奉前朝故帝”，但所为是历法工作。清“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正需要新历法。汤的自荐非常及时，多尔衮恩准他“安居天主堂”，那些骄兵悍将看到睿亲王的谕旨立即作鸟兽散。他本人毫发未损，器物刻板得以保存，一场泼天大祸化解于无形。
明代虽然产生了四大科技名著：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宋应星(1587～?)的《天工开物》和徐霞客(1587～1641)的《徐霞客游记》，它们在当时之世界也可算是科技方面的顶尖之作。然而由于缺乏大方向较为正确的世界观的引领，后继乏力，从而缺失相应的持续发展。就拿明代历法来说，年久失修，崇祯不得不开设历局，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其事，参加修历的外国传教士中就有汤若望。《清史稿》说他“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述之... -->>
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影响最大，留华时间最长者当属汤若望(JohannAdamSchalvorlBell，1592～1666)。2000年乌利?弗兰茨与其生活伴侣阿坦德拉?克斯特尔所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上苍的阴影下》在德国出版，随即便引起巨大反响。德国科隆报纸予以连载，很快便先后译成多种文字。弗兰茨，1949年生于德国科隆，是自由作家，在西方被公认为中国问题专家，曾在中国德文版的《北京周报》工作多年，还做过多年的驻华记者，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章。他所撰写的《邓老传》被译成七种语言。为写《在上苍的阴影下》，他曾重走了汤若望的来华之路，并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我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时，他曾登门造访，预约我承担译成汉语的任务。
汤若望是耶稣会传教士，从明末到康熙年，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曾是中国钦天监的第一个洋监正，累官至太常寺少卿、光禄大夫；各种著述和译著近四十种，涉及宗教书算、天文地理、大炮制造等。曾几何时，身陷囹圄，九链加身，险被凌迟处死。后又平反昭雪，被康熙称为“鞠躬尽瘁之臣子”。汤若望这个曰尔曼奇人伟人是中德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人生的诡谲在他身上也演绎得淋漓尽致。德国人对他索有好感和兴趣，所以书一出版，评论如潮，好评如潮。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的贵族之家，性格活跃，曾就读于远近闻名的三王冕贵族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尔曼学院。欧洲中世纪，造纸、印刷并不发达，知识传授要靠讲述和记忆；所谓知识一般理解为宗教、神学、哲学、天文学等，而这些学科都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他们享有无上尊荣，这也是当时许多精英效力教会的原因之一。
宗教改革后旧教抑或天主教处于低潮。为对付改革后的基督教一一新教，一些信德昭著的司铎便采取各种举措。其中一个叫罗耀拉(I.Loyola)的西班牙人更是于1540年创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并非青灯黄卷，终日诵读，而是要学习各种知识，大办学校，造就青年一代的传教者。汤若望所就读的日尔曼学院和罗马学院正是耶稣会所办的公学。学子矢志服从教宗圣愿，任凭派遣到天涯海角，筚路蓝缕，传教弘法。这也是汤若望来华后一系列表现的原因。
汤若望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于1619年到达澳门，而后从澳门进入内地。入境随俗，将其一长串的名字改为好听好记的中国名字。“Adam”【亚当】念快了像是“汤”，“Johann”【约翰】习惯译成“若望”，这便是“汤若望”三字的由来。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汤若望从抵华到明朝覆亡的二十多年间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活动：研修汉文，克服语言障碍；结交士大夫，逐步开展传教活动；参加火炮制造工程；才识被发现调入京城任天算职务。
火药本是中国人发明，最早火炮为南宋陈觉创制，随着蒙古人西征传到欧洲，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其故乡火器反而受到冷落，武将大多向往“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到了明代火器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崇祯帝令汤若望造炮。汤被逼上马，凭着他的一点书本知识，居然成功地造出二十尊大炮。崇祯“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汤对崇祯自缢煤山十分悲痛，说他“非常有天分，非常不幸”。
李白成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崇祯自裁，群龙无首，人人自危，与明廷关系密切的老外全都跟随福王、唐王、永明王逃向南方或西南。独汤若望处变不惊，留守教堂，所幸农民军对教堂秋毫无犯。清兵入京，摄政王多尔衮令市民搬出京门，为满蒙旗兵腾出房台。汤若望面临兵丁“打砸抢”，令其“扫地出门”的凶险。此时他冒险上奏，在奏折中坦承：“曾奉前朝故帝”，但所为是历法工作。清“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正需要新历法。汤的自荐非常及时，多尔衮恩准他“安居天主堂”，那些骄兵悍将看到睿亲王的谕旨立即作鸟兽散。他本人毫发未损，器物刻板得以保存，一场泼天大祸化解于无形。
明代虽然产生了四大科技名著：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宋应星(1587～?)的《天工开物》和徐霞客(1587～1641)的《徐霞客游记》，它们在当时之世界也可算是科技方面的顶尖之作。然而由于缺乏大方向较为正确的世界观的引领，后继乏力，从而缺失相应的持续发展。就拿明代历法来说，年久失修，崇祯不得不开设历局，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其事，参加修历的外国传教士中就有汤若望。《清史稿》说他“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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